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国际 ISSN:1006-5199

国内刊号:11-3591/A

创刊时间:1995年

出刊周期:月刊

期刊开本:大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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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何云庵: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抉择

【内容提要】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抉择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语境的逻辑回应和必然结果。它不仅有特定的民族语境,也有国际国内的战争语境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的革命语境;不仅有社会力量变化的阶级语境,也有政治思想变迁的文化语境。深刻理解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认知抉择这一极具政治意义的思想事件,需要将其置于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历史语境中,在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中,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的地位与作用,这对于深入思考和自省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初心与使命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五四运动 先进分子 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陈杰(1980-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 611756);何云庵(1953-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1756)。


五四时期,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类社会思潮和改造方案,持不同立场的中国先进分子在理性认知与现实抉择中“拨开云雾见天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改造社会的武器。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源于内外两重因素:外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等,内因在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产阶级队伍壮大等。这种归纳梳理无疑是正确的。但这里也可以换一种分析视角,从宏观视野和历史语境来分析,全面、深入地探究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认知抉择变化这一独特社会现象。它既能促使我们对于五四前后中国所处民族、战争、革命、阶级和文化等复杂历史语境作出更新更深的思考,又能为我们今天彰显知识分子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激励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初心与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一、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认知抉择的民族语境

1.民族危机与民族复兴的不懈追求

民族危机,使中国处于千年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动荡,一步步地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政治上,领土与主权沦丧、司法和行政无法统一;经济上,生产力水平低下、小农经济占据主流;思想文化上,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发生颠覆性变革;外交上,空有独立国家的形式,却无平等之权利和地位。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性质及矛盾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笼罩在不止一代的中国人的心头”〖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页。〗。恰如梁启超所说:“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梁启超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40页。〗而甲午战争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把中华民族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许多先进分子苦思焦虑,开始为国家和民族前途而忧心,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出现的令人心悸的巨变、冲击灵魂的耻辱和亡国灭种的危机,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国先进分子担当民族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初心与使命。面对时代剧变的震撼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的先进分子夙夜忧虑如何拯救国家于列强欺凌压迫的险恶境地,实现强国御悔;时刻期望着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复兴中华民族。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西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3页。〗但这些前赴后继的“救亡”探索都失败了,即便充满希冀的“民主共和国”也是昙花一现,随即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分裂与失控局面。中国又一次失去走向民族复兴的机遇。总之,外国列强是决然不会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同时,腐朽昏聩的清政府不仅无力急救民族危亡,还秉持“宁赠外人,毋予家奴”的屈降心理,心甘情愿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45页。〗,俨然成了列强的代理和“洋人的朝廷”。可见,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然汇合成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两座大山”。残酷的现实教育人民,必须推翻这“两座大山”,否则中国就看不到希望。所以,反帝、反封建日渐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根本政治诉求,成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初心与使命的根本主旨,对后来的民族救亡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2.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历史观感

中国积贫,人民饱受的困苦世所罕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民饱受的屈辱和困苦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除了受到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还受到纷至沓来的西方列强的压榨。悲惨的中国人民生若蝼蚁,命如草芥,旦夕之间就会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两座大山”挤轧成粉,毫无尊严权利可言。不计历次侵华战争所受的摧残,单就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中国就需支付十几亿两白银。毫无疑问,这些战争赔款都被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正如19115月长沙税务司伟克菲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所说:“中国的前途似乎非常暗淡,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88页。〗辛亥革命极大地教育并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前赴后继地去探索救亡之道。革命需要广大下层群众的广泛参与,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也需要新的社会力量领导和革命理论的指导。所以,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页。〗。这不是某个人的心理诉求,而是整个民族“人心激愤”的一般心理。

中国积弱,国家饱受屈辱处处挨打。落后就要挨打。中国的积弱不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次次被西方列强所“检验”,而且又刺激了几乎所有的西方列强争夺和瓜分中国。近代中国人民百余年来一直笼罩在列强侵略的战争硝烟中。据专家考证,从1842年至1919年主要列强逼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多达709个,主要战争赔款合计195300万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列强通过各种手段侵占中国领土约1739万平方公里〖参见郝永平:《走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日报》2013126日。〗。特别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先进分子,发出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40页。〖〗的悲愤呐喊。“东亚病夫”话语的出现,不仅是对中国人体质的蔑称,也是对中国政治衰弱、民生凋敝的评价,更是对中华民族日渐沉沦的嘲讽。为此,“救亡”成为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心中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辛亥革命中先进分子的革命实践就是对此主题的探索。因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是针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积贫积弱的状况而提出的〖参见郝永平:《走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日报》2013126日。〗。

二、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认知抉择的战争语境

1.国内军阀混战割据的政治现状

军阀纷争下的民国混沌政局。袁世凯之所以能逼迫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就范,根本原因在于其掌控的北洋军队。毛泽东曾鲜明地指出:“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6页。〗袁世凯正是典型代表。他攫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更加笃信“兵多枪多=权大势大”。“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通过改组政府、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等措施,不但成功摆脱了民主共和的政治束缚,形式上完成了北洋军阀对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控制,而且使这个政权向封建帝制复辟过渡。结果却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的丑剧和全国民众的唾骂声中病亡。后袁世凯时期,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直、奉三大派系,国内政党林立、军阀混战,北京的北洋政府一时间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9页。〗,给整个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

各阶层人民抗争的局面。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激起各阶层群众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抗斗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从1912年至1919年,城市工人罢工150余次,农民抗捐、抗税的自发斗争多达200多起,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如天津人民反对法国的老西开地区斗争、转战数省的白朗农民起义等。虽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但其在救亡道路上也陷入困境。辛亥革命既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也没有坚强的革命组织,又不懂得去“唤起民众”,更缺乏先进的革命理论指导,结果落入依靠军阀打军阀的窠臼,幻想西方列强的“慷慨”支持,其失败也就成为必然。毕竟,没有对广大人民的组织和发动,仅靠军事斗争根本不可能撼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这也是当时中国特定的战争语境所决定的。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西方道路走不通了,必须寻找新路。各阶层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亟待革命的政党和先进的理论引导,而民族资产阶级无疑担当不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习西方的疑惑与幻想的破灭

学习西方的疑惑。以强者为师,向西方寻求真理是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先进分子的价值共识,更是“救国—维新—学西方”的逻辑使然,康有为、孙中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中国先进分子学习西方的过程是渐进的,从器物层面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到制度层面的宪政体制,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无不热烈、虔诚地去尝试、学习,“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可中国人学到的东西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0页。〗。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不容许,二是封建势力不支持,三是国民思想不解放。一战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矛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深切地感受到资本主义道路的“暗淡”,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价值和政治制度产生疑惑。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所以“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疑惑不仅源于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更源于“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这种战争语境下的自我反思和自省,为中国先进分子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营造了社会氛围。

学习西方幻想的破灭。中国先进分子对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由疑惑到幻灭的转变,直接源于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强烈地憧憬着。一时间,“公理战胜强权”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自我标榜、各阶层群众美好期盼的共同话语。威尔逊的“十四条”话语就颇有迷惑力,被中国人民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北洋政府为掩饰其卖国罪行和炫耀战功也是竭力鼓吹,借以提高自身威望,比如将已拆毁的克林德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纪念碑。然而,现实是最好的教员。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事实证明,在“强盗世界”里弱国无外交可言,列强无公理可讲。幻想彻底破灭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觉悟程度和民族民主意识得到极大激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变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李大钊痛斥道:“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12页。〗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更加深入地反思学习西方的价值与前途。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引发的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发生了剧烈变动,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巨大力量。无疑,五四运动的爆发,为学习西方道路而陷入幻灭与绝望之中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新方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广泛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开始。

三、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认知抉择的革命语境

1.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深层次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处在黑暗摸索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曙光,对中国革命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的“巨大影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国际参照的变化看,帝国主义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不再孤立无援。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一条新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中国革命开始与世界人民的革命连在一起,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的胜利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形成的鲜明对比,激发了中国先进分子转向深入研究和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二是从国内形势演变来看,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正是基于中俄相同或相似的国情,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人民的影响力、示范力远超西方,促使中国涌现出“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对中国特色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十月革命被称为“劳农革命”“庶民的胜利”,其爆发出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是过去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未曾发现的。这也使得他们对于工农群众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认为,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然要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积极广泛地组织、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组成最广泛的联合战线进行武装斗争。自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夜,中国的先进分子探索救亡道路的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一句话,“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页。〗。其根本一点是没有“唤起民众”,没有认清革命的真正对象,即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十月革命的胜利启示我们应该仿效苏俄,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民众大联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挽救民族危机。这是“走俄国人的路”的本质所在。特别是沿着五四运动开辟的革命新道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中国化探索开始了,为中国革命确立了新方向,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2.苏俄对华宣言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深化了知识分子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国内最早较为详实报道十月革命的媒体是上海的《民国日报》,但真正让知识分子深入了解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当属苏俄政府对华的三次宣言。以反帝废约、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为核心内容的苏俄对华宣言,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震动。这是因为:一是契合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废约、争取民族解放的救亡心理,二是苏俄对华友好与巴黎和会遭受屈辱形成鲜明对比。基于此,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从西方列强的欺骗和蒙蔽中日渐觉醒,开始热切地关注和高度赞扬苏俄政府及社会主义政权,更深入地研究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阶层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群众性斗争——五四运动的爆发,就是这种革命语境的反映。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接近,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五四运动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真切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伟大力量,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坚定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决心和信心。

促进了知识分子认知和选择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在巴黎和会上对公理战胜强权的美好期盼,对美英等帝国主义抱有的救赎幻想,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话语实践感召下,中国人民的失望、愤怒在五四运动中得到彻底喷发。这里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中萌发了新话语——马克思列宁主义话语,出现了新力量——工人阶级。先进的知识分子基于苏俄政府对中国人民“自由、平等、互助、正义”的话语表达和对工农权利的尊重,开始热烈赞扬苏俄对华宣言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农阶级、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开始了相互融合、协同发力,先进的知识分子正是实现这种新话语、新力量融合发力的桥梁和纽带。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对比下,经过反复研究分析与实践考察,开始更加坚定地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力军和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这是五四运动以来先进知识分子所走的一条共同的大道。至此,“走俄国人的路”在中国人民的头脑中越来越强烈、明晰了。这种认知抉择并非迫于压力或追逐时髦,而是从救国救民的实际出发,是中国革命语境的必然结果。

四、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认知抉择的阶级语境

1.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恰逢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放松了对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客观上获得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期”。这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规模增长了1倍左右,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22%;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偏向于轻工业方面,尤以纺织业和面粉业最为突出;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比较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无力与外国资本竞争,陷入危机。这说明,纵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偶有振兴发展,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终究无法得到充分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带有结构性缺陷:轻重工业发展极不平衡、对外国资本依赖性强、受封建势力束缚、企业竞争力不强等。这也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两面性的根源:他们天生就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天然联系,导致其极易与革命的敌人妥协;但在一定时期他们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矛盾,具有革命的客观诉求。概言之,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促进了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与壮大,虽然这些力量还很弱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方向”〖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最早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就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随后在19世纪6070年代的清政府官办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开始出现。到甲午战争时,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增加到100万人以上,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可以说,中国无产阶级较之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时间更早,具有更强的阶级力量和社会基础。中国的无产阶级同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既有共性的一面,比如没有生产资料、与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富有纪律性和组织性、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等;又有中国工人阶级语境下个性的一面,比如分布比较集中、生活极其困苦、斗争性特别强、与农民联系紧密等。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进行了不懈斗争,但仅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缺乏革命政党和先进理论的指导,大多处于旧式的、自发性斗争阶段,不可能取得胜利。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的民族意识、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表现出迥异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本色,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就促使中国工人运动实践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日渐融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20世纪初,在教育救国思潮、科举制废除与新学制推行、出国留学等社会热潮推动下,一个不同于旧式传统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新型群体主要由国内新式学堂的师生、留学生、旧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趋新人士构成。总体上看,清末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总人数应当在180万—310万人之间,最保守的估计,也在200万人左右〖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群体,它有力地壮大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阵营。近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构成主要倾向于社会政治变革领域,而不是传统的旧式儒家经典,或者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也造就了他们独特的思想秉性与文化性格:一是民族危机意识强烈。新型知识分子知悉世界大势与国家忧患,对于列强环伺瓜分中国的危机感触深刻,夙夜忧伤国家与民族的出路。二是爱国救亡思想挚深。基于内忧外患的残酷现实,新型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更加炽热、真挚,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自觉而果敢地担当起救亡重任。三是革命与变革精神的自觉。基于救亡的使命与担当,新型知识分子自觉成长为中国社会的“革新之健将”,或希望通过暴烈的革命斗争,或希望通过温和的社会变革,期许中国能“使异日放一大光彩”〖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453页。〗。无论是革命派、改良派的知识分子,还是清政府内部的趋新势力,都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进步力量,不断推动着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革。

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传播。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早期知识分子、传教士、立宪派、社会党人、日本共产主义者等,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多是零散、片段式的,既没有系统的说明、科学的阐释,更没有形成实际的运动,甚至还有误解和歪曲,其社会影响也不大,所以说“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5页。〗。基于中俄两国国情接近或相似、苏俄政府反帝且平等待我、十月革命给予新的革命方法启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入系统地研究十月革命的具体行动方案和革命战略策略。马克思列宁主义话语很快被注入五四运动之中,并迅速在政治思想领域扩大阵地,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统治者的恐慌,日渐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话语。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著书立说、创办刊物、成立社团等形式,介绍、传播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话语,大力呼吁民众联合起来改造“强盗的世界”,使社会主义很快成为一股具有相当大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经过反复比较和实践,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李大钊、陈独秀,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毛泽东、蔡和森,以及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积极研究和主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话语过程中,逐渐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认知抉择的文化语境

1.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局与突围

中国传统文化的尴尬困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观念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变革中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变革的深度和广度。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的大潮使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日渐式微,有人认为,尽管经过一系列“中体西用”的文化变革,但“结论很明确,新旧中西不能调和,中学又不敌西学,中国只有向西一条路”〖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页。〗。特别是致力于实践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传统文化的制度基础,使儒家文化作为权威的政治意识形态日渐被挤出历史舞台。这也是20世纪初有人在民族危亡之时迁怒“中学”,质问“且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381页。〗的原因。概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经世功能已经沉沦,陷入“内不足以树权威,外不足于抗西学”的文化困境,面临着生存危机。

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围实践。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亟待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以激发国民觉悟。从民初文化语境看,传统文化呈现三种突围路径:一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而走传统文化“老路”,妄图复辟帝制;二是以张骞、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幻想走宪政的和平之路,改良传统文化;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走暴烈的革命之路,建设资产阶级文化。实践证明,三种文化突围路径都失败了。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太过根深蒂固。在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近10年间,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新的文化因子开始孕育,使传统文化经历了转入新轨的文化革命——新文化启蒙运动,民主科学的新话语直指封建旧文化旧道德。但是,新文化运动试图以资产阶级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其结果必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有效认识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也不能使国家、民族和人民真正获得自由与解放。经过五四风暴的洗礼,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同情无产阶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中国传统文化突围的新方向。

2.中国先进分子文化价值观的初步确立

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转变不仅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更是行为模式的改变。中国先进分子内心兼具“忧患情结”的文化传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心理,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优势所在,其内核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核心价值观。从文化语境看,五四运动前后先进分子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和“劳工神圣”的五四运动中走向并选择马克思主义,与这种传统的文化心理是不可分的。同时,不可忽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先进分子认知抉择的激励和鼓舞。蔡和森在法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猛看猛译和综合审视,认定社会主义是世界革命取胜的唯一道路。毛泽东经过近一年的研究选定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2页。〗。所以,先进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启蒙救亡任务的迫切所需,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价值所影响,关键“只是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绝不是趋时髦,也不是为彻底”〖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5页。〗。这是其文化价值变迁的基本特征和共同的心路历程。

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先进分子文化价值观的内核。五四运动前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这样两条路:一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走“革命—救亡”的道路,即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二是从事各类教育、科学、文化等“启蒙—救亡”工作,如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话语是经过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论战而形成的。围绕中国社会是“根本改造”还是“点滴改良”而掀起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实质上是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革命的争论;与吉尔特社会主义展开的论战,本质上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确立了改造中国社会的依靠力量,使许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革命的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这种转化需要马克思主义从劳动群众中寻找物质力量,即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恰如李大钊所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6页。〗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的价值取向,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的基本原则。尽管这种认识和探索在当时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它无疑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确立了核心的文化价值观,进而把“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9页。〗作为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最后分界。这是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和价值旨归。

总之,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所指引的新道路,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语境的逻辑回应和必然结果。这绝不是哪一个人是否选择的问题,而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民族、战争、革命、阶级、文化等错综复杂语境的必然要求,不得不在实践中进行认知抉择。这些关怀国事民瘼的先进分子是觉悟了的中国人民的代表,经过自觉的实践与思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改造社会的锐利武器,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引领身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中的中国人民走向自由和解放,为那些苦苦追求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国家和地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把握了这一点,对于从整体上认识和了解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深入思考和自省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初心和使命,都具有重要意义。

六、五四运动的当代价值

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哪一种思想体系或话语体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基于中国语境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抉择,成就了五四运动的最大价值,即五四之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55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命运相连的新征程。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为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

新时代,我们更应该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沿着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所不懈奋斗的方向,真正将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一是马克思主义旗帜永远不能丢,必须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武器和精神旗帜,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教条,必须随实践需要而创新发展。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是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只有在中国具体实践中坚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青春活力。

二是发掘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鲜活价值,夯实其与中国的情感基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矢志探索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我们要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掘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鲜活价值。

三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伟大历史变革使中国人更有资格和能力揭示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更能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我们要从世界历史的宽阔眼界审视、解读和引领时代发展,在丰富生动的中国实践中,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

 

参考文献

[1] 邓丽兰:《中国政治思想史·现代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3] 陈春琳:《20世纪初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编辑:张 桥)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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